人间相伴能几时，朝朝暮暮总相思

杜东旭

二十年前学生们为了国家的前程，不惜牺牲一切在大街上游行请愿，提出反贪反腐，争民主的口号。可是让人没有想到，当权者竟然出动大量军队，开着坦克镇压学生，并用机枪扫射，打死数百甚至上千人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的爱人、当年已经55岁的马承芬竟也成了一名惨遭枪杀的无辜死难者。

她是1949年参军的，1951年入朝参战。在朝鲜战场上历经三载幸免于难。归国后于1958年复员，做了随军家属。1989年，她都已退休了，本来可以安度晚年，却没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。

当时，我们所住的干休所，就在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，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。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，人员死伤很多。惨案发生后，在我们居住的干休所楼底下，聚集了很多退休的军队老干部，他们都对军队开枪屠杀民众的行为忿忿不平。夜间约10点左右，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，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。当时我的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，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，而我就站在离妻子2米远的地方。突然间，一阵乱枪，一颗子弹击中了我妻子的右下腹部，顿时栽倒在地上，鲜血流了一地。众人见她气息奄奄，生命垂危，忙着送附近的医院抡救，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。

妻子的突然死亡，我真如五雷轰顶，痛苦万分，对这个社会真正绝望了。若不是子女和亲朋的劝说，我都不想活下去了，将近两天多没有吃饭，实在难以下咽。

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多，后经好友的女儿牵线，结识了“六四”难属丁子霖，幸运地参加了难属群体的抗争行列。

但是，接着事情也来了。二十年来，我遇到很多艰难的事，几乎每到“六四”，或有重大行动，都会受到公安的监视。比如：当年克林顿访华前，干休所的领导找我谈话，要我到北戴河避暑，开始我不知内情，说好啊！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用心。

平时，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监视，每到“六四”前后，只要我一下楼，就有战士和派出所公安人员跟随，哪怕到干休所开会也有人跟随到楼上。对此我万分气愤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他们说要到植物园去；到了第二天，我又说要到故宫去，他们就不得不派车跟我去。

2005年1月17日，赵紫阳病故的当天，我并不知情况，正好当天出发到成都女儿家去。就在这一天，我接到干休所管委会主任的电话，他问我在哪里，我因为不知道他的用意，便告诉他我在成都。他说，赵紫阳病故了，千万不要去他家。我觉得很好笑，我住在成都怎么也赶不回来呀！但我得知这个消息，我真的很遗憾，也很悲伤。如果我没有离开北京，我一定要去参加吊唁的。

后来我从成都回来，孩子告诉我，赵紫阳病故后，他们怕我去，就多次去找他问。孩子告诉他们，我去了成都了，可他们还是不相信，又问明电话打到成都。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太无聊。为了发泄我的气愤，我又故意给他回电说：我正在赵紫阳家，你们想怎么办？

总之，这样的事情很多，实在太多了。二十年了，我和所有“六四”受难家属都怀着同样的心情，要求公平公正地公布“六四”真相，对“六四”惨案制造者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责任，并且进行赔偿，以告慰被无辜打死的亡灵，使他们能够得到安息。

最后赋诗一首：攸攸生死犹千载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人间相伴能几时，朝朝暮暮总相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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